我也是到了大学报到才知道，我们学校跟温琅的学校只隔着一条街。

一条街的距离，不远也不近。

温琅偶尔会来我们学校找我一起吃饭，或者我周末去他们学校看免费电影，除此而已。有次看完电影，温琅送我回宿舍，颇郑重的跟我说，早知道我们大学在一个城市，他绝对不会跟我开那种乱七八糟的玩笑。

我说：“早忘记了，你以后也别再提。”

温琅笑起来，说：“好。”

温琅总喜欢在我面前说“好”，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吃清蒸排骨，我非要吃红烧牛肉，他就说“好。”看电影的时候，他想看文艺片，我想看动作片，他也说“好”。我告诉他：“不要什么事儿都迁就我，我这个人很容易得寸进尺。”他还说“好”。

大学以后，除了温琅，我跟米英联系最多，隔三差五的打电话，我们宿舍的师姐甚至开玩笑的说：“要不是知道你有个帅哥男朋友，还真以为你跟哈工大那妞儿拉拉呢？”

我强忍着怨念没否认自己拉拉，倒是先跟她们纠正：“温琅可不是我男朋友。”

几位师姐明显不信，各自捧着考验资料上自习去了。

我在宿舍里跟米英煲电话粥，米英把他们学校的趣事儿添油加醋的跟我说，偶尔也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老娘就再也没遇到像你那么有趣儿的同桌了。”

我说：“上课连个固定教室都没有，还哪儿来的同桌啊？你就接受吧，这是现状。终于知道我的好了？等寒假回来先来北京找我玩儿几天。”

米英乐不可支的答应了，然后又神经兮兮问我：“你猜最近谁给老娘打电话了？”

我试着说了几个名字“康赫赫，宋敏，宋嘉佳……甚至还提到了关向宁。”米英都说不是，后来，我干脆放弃了，直接说：“还真猜不到。”

米英最后说出来的那个名字让我有一刹那的茫然：“常征居然给老娘我打电话，你想不到吧？认识他好几年了，都没听他滔滔不绝说过那么多话。”

“是吗？”我表示了同样的惊诧，然后颇有些嗤之以鼻的说：“可能最近上海总下雨，他脑子有点儿进水吧？”

米英想了想：“也对，要不他不会那么反常。他还跟我打听你跟温琅呢，问咱有么有常联系？……疑，不对，你怎么知道最近上海总下雨？”

我握着话筒，没由来的心虚，赶紧说：“下节课老师要点名，我得去喊到了，过两天再聊吧。”

上海总下雨，是常征给我发信息说的，他打了几次我的电话，我都没接，不是不想接，而是觉得接了不知道该跟他聊什么。后来，常征就不给我打电话了，只是偶尔发个信息，他的信息都简洁，像“上海总下雨，空气很潮湿。”，“今天天凉，加了一件外套，你也注意保暖。”“去苏州园林拍了一张照片，已发你邮箱！”我回他的信息一般都是俩字，“谢谢。”或者，有时候连两个字也懒得回。

后来，我换了北京的号码，鼎城的号就停用了，而新号也没广而告之，也就再没收到常征的短信。

我大学参加了一个话剧社团，这个社团算上指导老师一共三十三个人，比我们班的人数都多，而且女生资源丰富，据说这样的存在，在这所理工科的学校里特让人眼红。

入了秋，话剧社组织的第一次活动居然不是公演也不是排练，而是登香山。那段时间，正是香山红叶节，整个香山上层林尽染，绯红一片。

当我气喘吁吁的站在香炉峰上的时候，满以为自己会想无限风光在险峰，可是，真正居高临下满山风景都看遍后，想到的居然是“再好的风景，也需要心境。”

从香炉峰下来，我走的很慢，一路上拾了不少飘落的红叶，同行的师兄问我，捡这么些叶子干嘛？我告诉他拿来做书签，于是，他也开始帮我捡。师兄叫唐宇，物理系大三的，在话剧社担任编剧，据说非常有才气，可我却因为他有一张同常征很像的侧脸，才待他比其他人更亲近几分。

下山的时候，大家都一路小跑，只有我跟唐宇师兄落在最后。他不大爱说话，我就絮絮叨叨给他讲如何拿红叶制作书签。“先把叶子晾干，检出颜色鲜艳且完整的，压在卡纸上固定，卡纸也有讲究，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卡纸上题上喜欢的字或者画上典雅的图案，然后拿熟宣蒙上，黏好，这样宣纸表面就能映出卡纸上淡淡的暗纹，红叶的部分可以镂空，也可以塑封，看个人喜好，书签不宜太大，上面要留白，因为有人喜欢在书签空白处写字或者画涂鸦……”

后来唐宇问我“这种做法的书签做起来太复杂，虽然精致漂亮，却并不实用，你做来当礼物送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