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下这么大决心离开三中到红星中学去，是因为她的“小偷”名声已经使她在三中待不下去了，连她不够年龄上学这件事都被说成因为她是“小偷”，学校才不接受她上学的。

到红星中学后，她已经不再是“岑今”，变成了“陶红”。妈妈说“陶红”这个名字在爸爸妈妈婚姻被注销的时候，就同时在派出所改好了，但因为三中的人叫她“岑今”已经叫习惯了，就没去纠正。现在到了一个新地方，正好趁机改名换姓，或者叫隐姓埋名，开始一段新生活。

事实上，她在红星中学的日子并不难过，倒不是因为她的“小偷”名声被大山大河隔住了没传进来，而是因为红星中学那块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小孩子对“小偷”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虽说交通不便，通讯不便，她又改了名字，但俗话说的没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她的“小偷”名声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红星中学”。

她妈妈大失其悔：早知道调动也不能堵住人们的嘴，还不如不调动，这下可真是“眨巴眼整成了瞎子”。

但她并不后悔“吊”到这里来，因为她发现“小偷”在红星中学的处境比在三中强多了，可以说完全倒了个个。

她交的一班朋友，也是学校老师的孩子，但红星中学的老师跟三中的老师大不一样，三中有一部分老师是“半边户”，夫妻两人，一方教书，另一方在农业社劳动。但红星中学的老师，本来就是农民，读过几句书，抽出来当老师，大多是一部分时间教书，另一部分时间在田里劳动。

那些老师的孩子呢？主要任务不是读书，而是打猪糙砍柴做家务，像红姐姐那样专职玩耍的几乎没有。

岑今跟那些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内容也大大改变，不再是跳橡皮筋跳房子，而是跟着她们去打猪糙，砍柴糙，烧火做饭抱弟弟妹妹。

严格地说起来，那里的孩子几乎个个都当得起“小偷”这个称号，而且不像她一样是白背个名，她们可都是名符其实的“小偷”，因为她们个个偷东西。

她们挎着猪糙篮子去打猪糙，看见生产队里黄瓜架子上长的黄瓜，就摘一根来吃，看见邻居的自留地里长的番茄，也摘一个来吃。萝卜也偷，包菜也偷，萝卜偷来洗都不用洗，在衣服上擦几擦就吃起来。包菜偷了来，老叶子喂猪，嫩叶子喂人，中间的粗精就当水果，把厚皮剐掉，吃里面部分，吃得嘎嘣嘎嘣响，煞是美味。

当她的那帮猪糙朋友听说了她偷香蕉的光辉业绩之后，艳羡之情溢于言表：“香蕉啊？我没吃过，好不好吃啊？”

“我吃过香蕉，又大又红。”

“在那里可以偷到香蕉啊？”

这下她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偷过香蕉而脸红了，反而感到无比自豪，卖弄说：“香蕉才不是红的呢，是黄的，长长的，里面是白的，软软的，吃起来像糯米饭一样。”

“你偷了几根？”

“很多很多根，我吃不完，给卫哥哥吃，卫哥哥吃不完，给我妈吃，我妈也吃不完，给军代表吃，军代表也吃不完，给……”

那帮孩子听得口水流：“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偷？”

“我是在市里偷的，很远的哦，你们没钱买车票，去不了的。”

这段光荣历史，使她成了那帮孩子的头头，再加上她姥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恢复了工作，她每年都跟妈妈回省城去看姥姥姥爷，可以带一些水果糖回来，大大巩固了她的领导地位。她那时基本达到了红姐姐在三中十岁以下孩子中的那种地位，也可以呼风唤雨，想孤立谁就孤立谁了。

由于她在红星中学的名气是因为“小偷”而打响的，所以她后来无论吃什么玩什么，一律说是偷来的。

第一十八章

岑今在红星中学待了几年，完全长成了一个野孩子，成天赤着脚，跟那群农村孩子东跑西跑，打猪糙，偷黄瓜，爬屋上墙，样样来得。

可以说她在大多数方面都没受到歧视，有些方面甚至具有领袖地位，但就有那么一方面，成了她的软肋，那就是她没爸爸。那些小孩打击她的唯一武器，就是拿她没爸爸说事，而一旦说到这事上，她就很心虚，虽然面子上还强撑着，但心里十分窝火，回到家就问：“妈妈，爸爸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回老家了。”

“他的老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