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厂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
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牛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唬人的名词，我只是
模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不纯粹的东西)
初步设想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我穿着“反映情况”的详情的T恤衫，斜挎着人功率的收录机(口号提前录好）设法把两棍竹竿斜着捆在背上并在脑袋上方用它们撑起一个较大的口号条幅。比如“”倒也谈不上天理难容”，胸前再挂一个仪仗队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我还可以发动我所有的孤朋狗友都去远近地围观，免得真的出現冷场(如果他们不敢的话)。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围观。除了对我这个做法很支持之外，这种事情也是平淡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调剂，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电话里表示要去的时候，夹杂了大量兴奋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计划中的路线是从市医院门出发，放着录音口号，敲著鼓，经过市公安局、市委(在市委门口会多待一会儿，可能还应该呼唤马脸男出来对个话什么的，当然，这个比较没有创意)州委，州政府，最后到达位于铁南(即铁路之南)的“三育“学校门口 这个倒霉学校刚好在一条大马路的边上，所以基本上，当造型醒目的我，我走到门口（这个时候录音机可以暂时地改放一会儿roxette的look sharp），只要往那儿一杵，就会引起足够的围观了。我想如果我能坚持上一个星期，这个干巴掌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就都该知遭这件事了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然后就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门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拨打电话询问 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个电话，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来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我操，你不想活了?”一一和所
有体制内谋生的人一样，他会把做这类事情直接看成是自寻短见
因为担心劝阻无效，李神探索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结果可想而知 我是说，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没有本质区别(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能，我只是不同意他们而已）
开春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包括我的表哥到一个郊区的网球场去打球，突然，我们看到那个韩国校长和几个人也走进了场地 大家亢奋起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我们决定主动去招惹他，逼他先发作，然后大伙就围上去群殴，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很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软弱本质 我只是迟疑了一下，就兴冲冲地跟着大家在场地外边围成厂半个圈子，然后大家一起恶狠狠地看着韩国校长；这小子明显慌厂，假装不经意地在场内转来转去，最后，他终于，无论转到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至少有一双兽兽的眼睛盯着他。
大家渐渐按捺不住了，于是开始冲着他做侮辱性的手势，由于不确定一个韩国人是否能看懂，我们很体贴地做了两个非本地传统的手势，，一个从美国电影里学的 (当然就是竖中指了，那时候这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和一个最近刚从俄罗斯流传过来的 这时候韩国校长有些狼狈地朝场边的长椅处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眼光瞄过去，看到，个神色慌张的韩国女人手里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 小一点的孩子朝我们这个方向看厂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妈妈，没有得到反应之后，他拉了一下妈蚂的袖子：
即使是在我的道德感相对模糊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感觉到当着一个男人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于是我突然没了兴致，招呼大家走掉了
在回家的路土，在表哥的车里，作推推搡搡的打闹和七嘴八舌吹牛逼的声音中，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独唱团-我的码头 作者:严明
我站起来要让回座位给他。
没想到他豪爽地摆一摆手:“在船上不讲究这些，坐！”然后他自己径直去船头另寻地方坐去了。我想，那汉子的“船上不讲究”的话，就是一种码头味。
回到广州，我时常与颜长江老师聊起三峡、聊起码头，他这样总结：码头之于我们的魅力，就是码头的自由空气，对的，就是自由。当然这不是体制、权利的自由(虽然码头有一定的反体制的江湖社会特质)，而是精神自由，任何一个弱者都可以拥有的内在自由：自由地思索人生与散发个性，所以码头上到处都是活泼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还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人们都在一种“被放逐“的命运交响的环境里。如同杜甫写奉节人，“峡中男儿轻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他们生死尚且不惧，又何惧于随时散发人的光辉！尤其是码头上、船上、纤道上，大家都处于一种流浪和行吟的状态。在三峡行走，不出两公里，，必有神人出没。这就是三峡之异于中国传统中庸社会的特质。
如今，世事变迁，码头几乎消失，我该怎么办？是否就此不去寻找码头？码头在时，总给我们意义，我们已经成人，我们就是码头。我的码头是走累时的一碗面、一钵粥，是远处的夕阳和经过近前的一张陌生而亲切的面孔。
我要走更多的路途。
或许码头是一片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昏暗水域，我注定要一生泅游。
因为，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独唱团-贴地快感 作者:欧阳应雯
广东话里有这么一句话形容自己处于糟糕透顶状态，叫做“衰到贴地”。
也因为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泥土没有什么大自然，贴地也就是贴近柏油马路，贴近水泥、钢筋和玻璃。
我刚刚经历了活在香港这么多年来最贴地的一种状态，但还好，还不衰。
我坐在老友Pokit后面，第一次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绕了香港岛半个圈。因为他有个小肚腩，也浑身臭汗，我没有像一般坐在他车后的众多小女友一样从他腰后伸手缠着他屈身贴着他，我只牢牢地抓着还算舒服的座垫下的缝隙，戴着那个相对我的大头来说实在有点小的头盔，自己保重自己。除了刚上路的一两分钟实在有点胆怯，若有路人经过，隔着头盔也看得出我在咬牙切齿，但当摩托离开中环经过湾仔全速走上东区走廊，我已经算是豁出去了。
虽然未敢于一路向人向树向天挥手，但已经可以单手持着相机沿途乱拍，一路拍我一路在想，如果给我年轻二十年，说不定我也会变成一个摩托骑士，一个早午晚都会骑着摩托车在香港九龙新界四处觅食的骑士。
曾经企图积极地向路过香港的朋友介绍香港，但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真正好介绍的，唯有吃，还可以。
摩托车其实是跟车仔面是没有亲戚关系的，但骑着摩托车去吃车仔面，也总算一件无中生有的过瘾事。
从香港东岛莦箕湾闹市东大街的吕仔记，迟到东南海岸石澳沙滩旁的**面档（吃完竟然没有看名字就跑了），再翻山过隧道回到铜锣湾的荣记粉面，最后以湾仔车仔面之家做终点站——我发誓我这过去的半辈子都没有这样密集的在一个半小时里吃四碗面，而且要在杂七杂八的猪皮、猪红、韭菜、萝卜、咖喱鱼蛋、鱿鱼、猪杂、牛杂、切片香肠、卤水鸡翅尖、冬菇、蟹柳、油豆腐、青菜等等配料当中自行挑选搭配自家合适口味，还得决定究竟吃的“主食”是油面、河粉、米粉、粉丝，还是乌冬——这种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道的百分之三香港车仔面，开始的时候是非法流动小贩推着简陋的木头车上街卖面，为贫苦草根阶级填报肚皮，一角钱一团可粗可细的蛋面，再加二三角钱添些配料，围住面档，人人一个碗口磨损崩裂的公鸡碗在手，三拔两拨尽快解决，唯恐小贩管理队不知从那个地里钻出来，面档住人匆忙“走鬼”，剩下一群食客站在街头，拿着迟到一半的车仔面，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