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女性不相信女性的力量，包括很多女权主义者。”张凌歌痛心疾首地说，“她们为黑人平等努力过，以为黑人男性会在获得平等后会成为自己的战友，结果转身就被人卖了；她们为男同性恋婚恋合法化努力过，以为男同性恋在获得平等后能成为自己的战友，结果转身还是被人卖了……”

“女性占人类的一半，为什么女性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非得拉上别人，才敢为自己争取利益呢？”张凌歌已经不是在说服何荟，而是借她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说着说着，她的眼里已经有了泪光，“我就是在为这么不争气，这么不自信，这么喜欢内斗，这么看不起自己，这么喜欢依赖外部力量，反复被抛弃还对别人抱有幻想的人奋斗。但是，即便我为之奋斗的人里，也包括像你这样鄙视我、谩骂我的人，我还是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所有女性，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张凌歌喝了口水，冷静了一下，然后告诉何荟，网上对女权的污名化是非常典型的洗脑伎俩——把观点相左的女性群体强行联系起来，不去理会女性女权主义者和男权女的区别，给男权女起个和女权貌似有关联的称号：“田园女权者”，然后把所谓“田园女权”的“恶行”都强行加在女权身上，再编几个谎言，就可以达到污名化女权，让所有女性都不好意思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目的。

“你把男性想得太坏了吧？”何荟已经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她只是本能地想怼张凌歌。

张凌歌已经说得口干舌燥，不耐烦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该说的道理都说了，该看的事实她何荟也看了，如果她继续执迷不悟，张凌歌只能把何荟的执着视为信仰。而信仰这玩意儿是没法靠讲道理来改变的，就像平面几何和黎曼几何无法对话一样。大家的公理都不一样，鸡对鸭讲，只会强化对方的执拗。

“如果你依然认为自己是低等动物，那是你的自由。你也许更适合在中东国家生活，那边女性只算哺乳动物，很适合你的女性低人一等的理念。”张凌歌站起来，看都不看何荟就往门口走，“我不信什么轮回，不信什么人种、性别优越论。生命于所有人都只有一次，人类拥有的所有美德，女性都可以拥有；其他性别有资格享受的权利和权力，女性也都有资格享受。所以我拒绝一切标签的限制，拒绝让男权来定义我的称号。”

“哦，对了，”走到门口的张凌歌，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何荟，“你大概以为你能和咱203的女生交朋友，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一般的女生吧？那我必须告诉你，你错了——我们都是普通女生。和男性一样，女性本来就是多光谱群体，本来就不应该用刻板印象去衡量。如果你依然是个‘女性直男癌’，对不起，我只能不再把你视为朋友！”

张凌歌确实是个“记仇”的人，大吵一番后，她就把与何荟的关系，从朋友降为熟人。

以前张凌歌和冯晨夏探讨过女性的社会性问题。张凌歌认为，衡量女性社会性的标准，除了职场表现和对权力及权利的看法外，还应该看一看她们彼此之间因为什么成为朋友，因为什么成为路人，又因为什么成为敌人。

女性社会化，并不是让女性在一切家庭以外的场合都戴上面具，而是不要“勇于私斗，怯于公斗”。

这里说的“公与私”的标准其实很低。为了个人核心利益，当然是可以斗一斗的，但是很多女性间的私斗，鸡毛蒜皮到了可笑的地步。

她们可能会因为女性X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成为宿敌；但当男性Y谩骂贬低女性群体，在职场上、在生活中，给整个女性包括她本人设置障碍时，这些女性要么认为女性利益受损是应该，要么就是敢怒，但不敢站出来参与“公斗”……

她张凌歌的朋友，至少在主要理念上，不能和自己有根本分歧。所以她可以和还没有产生明确性别权益意识的女性搞好关系，却无法和“死不改悔”的女性直男癌做朋友。

张凌歌本来就是个界限感清晰的人，所以两人关系“降维”后，何荟非常难受。她无法像奇葩张凌歌一样，态度说变就变。她想继续和张凌歌聊这个问题，张凌歌却说言尽于此，剩下的要她自己去领悟。

待在狭小的宿舍里，以这种别别扭扭的方式和张凌歌相处，何荟觉得度日如年。

好在第二天晚上何荟无聊地刷手机时，看到谢晓秋说，她们小组已经做好了江南两省一市的材料，准备在本周末开始社调，何荟就问自己能不能也参与，谢晓秋当然是表示热烈欢迎的啦。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何荟就和老师说自己有点私事，不想继续做实验了，然后买了一张高铁票，逃也似的离开和谐医学院，下午就住进了谢晓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