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断地跟自己强调，要忘记，又不断地翻出过去的文字和影像来加固回忆。

然而，我依然相信，这就是我的命运，面对它是唯一的方法，就像我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在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与命运一笑泯恩仇。二十四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在顺城西巷那间青旅的酒吧里，我喝了一大杯白啤，这种啤酒喝起来一点酒劲都没有，让我想起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喝长岛冰茶，我曾以为那是茶。

第二天，我的右边脸颊突然冒出一块巨大的红色印记，就像胎记一样，直到它消失我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只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西安到兰州，它都让我有些羞于正面示人。

但如你所知，我是宿命论者，在这块红色印记消失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冥冥之中的某些力量值得我们敬畏，破相也许是为了替我挡住更大的煞。

在“深海2”中，我借程落薰的口说我自己的心声，我总是被留下的那个人，我总是承受悲伤和思念的那个人，所以这次我想先离开，也许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可是若干个日子之后，我从梦里醒过来，外面下着滂沱大雨，绝望像一只大手强有力地扼住我的喉咙，我才明白，我依然是被留下的那个。

我想，总是被留下，这大概也是程落薰的命运。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写这篇专栏的时候，我在甘肃敦煌月牙泉附近的一个青年旅社。这个青旅是我住过的最便宜的青旅，床位费只要25块，在来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背着两个包，拖着一个箱子下了火车，上了回市区的中巴车，下车又步行了二十分钟，坐上3路公交车，下车又走了相当于两个长沙的步行街的路程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这里，真的，很，超乎想象。这个青旅在一个果园里，我住的房间就是一个铁皮房，三张架子床都有上下铺，六人间。

一夜无眠，我倒在床上就睡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活生生热醒了，当时的感觉就是，收拾东西回长沙吧！

这一个多月我从陕西到甘南自治州，再转到青海，又折回甘肃，明信片从三十张开始递减，到我抵达敦煌，还剩最后五张。

这一个多月来我走了不少路，像去年一样，又认识了不少新的朋友，我笃信他们会留在我的生命中，成为久不谋面也不会疏远的人。

Joe和泰逻是在夏河时认识的两个上海男生，都是师出名门，在外企工作，跟他们聊天一定要适应那种一句中文里夹一两个英文单词的说话方式。一开始我其实蛮鄙视他们的，那句“我不Care”至今记忆犹新啊。

我们一起去了溶洞，在逼仄的洞穴里我极不淡定地哇哇大叫，在桑科草原上，他们耐心地等待一个陌生大姐采来野花替我编花环，在唐克，等待拍日落时的九曲十八弯时，轰隆隆一场大雨下下来，Joe二话不说，把他的雨衣递给了我。

在西宁，我认识了聪聪，两个姑娘手挽着手一起去看油菜花。我知道世界上不是没有丑陋和险恶，可是我更相信，向往善良和光明，才能够令我们不惧黑暗。离开那天我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但其实，我觉得，即使没有留下影像也没有关系。

相逢的人一定会再相逢，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

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周末，我又习惯性地失眠了。此刻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字，就是写在一个我失眠的夜晚。在北京初秋的夜风里，我披头散发地站在十九楼的窗口，想要大声尖叫。当然我知道这不行，就算不是在首都也不行，扰人清梦是罪过，这个我懂。

容我冷静片刻，梳理一下思绪，到底为什么这几年我过得就跟个熠熠发光的神经病似的。

从毕业到现在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常会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我知道很多人羡慕这种生活方式，有人称我为流浪的文艺女青年。

有天下午我一个朋友看我心情不好，便把我带去他一个哥们的店里，他们给我放很舒缓的音乐，说是法国一个女歌手唱的。

闲聊时，我那个朋友跟他哥们说，舟舟是这样的，要是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或者东西能让她眷恋，她随时就会走。

他还说，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留住她。然后我就哈哈大笑，一直笑到有一种很酸楚的感觉涌上心头。或许对我们这些一直漂泊的人来说，理想这个词语显得太过于高高在上了，或许我们不过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而已。但我由衷地喜欢理想这个词语，就像我喜欢善良、正直、专注、勇敢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