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送到时，我甚至没勇气拆封。我对苏联文学完全没有概念，难道想借此重温妈妈的少女时代，体会何原平听她讲述这本小说时的心境？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最终我将书原样放入了书柜，旁边就是何原平写的那幅佛偈：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当初我把它从何家不告而取，带回省城后送去裱框，师傅笑称：“字写得倒也不错，看得出有功底，可是纸张太普通毛糙，也没落款。”他摇头，没讲下去，言下之意当然是并不值得费事装裱起来，可是我既然坚持，他并不拒绝这单生意。

我也觉得我这做法有些可笑，可是我去探访自己的身世之谜，看到第一个与他有关的东西，似乎总含有深意在里面。

人生总有忧怖丛生、无力自拔的时刻，想要无忧无怖，谈何容易。

如果孙亚欧不曾提到沈阳路公寓，我根本不会如此烦乱。

在那里的那段生活，对我有着不一样的含义。

孙亚欧会在故地重游后，想起一些细节，而我的记忆里，是一段完整的生活。

二十四岁时，我爱上孙亚欧，也许还算青春压抑之后的冲动，那么在快满二十八岁时决定与孙亚欧结婚，则是我在成年以后为自己做的最大的一个人生决定。

既然婚姻总归是一场冒险，既然人生不能预知结果，既然我爱他……父母的反对、小姨与夏芸的劝说都没能说服我。

不要孩子，是他提出的要求，理由很简单，他并不喜欢小孩子，也没有传宗接代的想法。我想一想，上次意外怀孕的阴影太大，跟他结婚前途未卜，不要孩子也许是正确的。

结婚之后，我十分热衷于布置小家，同时买回各式烹饪书、厨具，每天下班之后，穿一身套装高跟鞋拐去菜市场买菜回家，搭配出营养均衡的晚餐，早起给他做好早餐再去上班。孙亚欧对这一切并不安之若素，反而略带不耐烦地说：“你这样做，让一个赋闲在家的男人很有压力，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只得尽力将家务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趁他出去健身时打扫屋子；记得在抽屉里补充好应急的现钞；在每一个他迟迟未归的夜晚暗自焦灼，控制自己不要去追问他的行踪，更不去探讨他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来自一个过于喧闹的家庭，从小到大最大的苦恼就是得不到清静，缺乏隐私；而他的人际交往刚好简化到近乎与世隔绝的程度，跟他生活在一起，几乎完全没人来打扰我们。

他其实算是好相处的。他对生活要求不高，会面不改色喝下我做的失败的汤，劝我简化对于细节的要求，给我提出工作上的建议，鼓励我在职业上有更多追求。

这一切的前提是，不要贸然试探他的内心，不要要求更深的亲密。

听起来我似乎是在自虐，但我必须坦白承认，大部分时候我是快乐的。

那个时候，我对他的爱处于巅峰状态，他的拥抱仍让我陶醉，他的郁郁不得志、他的疏离，都不足以让我心灰意冷，甚至还多了一点母性的包容，所有那些为爱所吃的苦，有时反过来会加强爱情，让我自动忽略很多事。

真正开始反思，是搬离沈阳路公寓之后的事。

他终于东山再起，新工作待遇优渥，马上买下目前住的房子，我将工作之外的全部心思花在了家装布置之上，而他的时间则全部用到了工作上，似乎要发狠夺回蛰伏的损失，除了在办公室，就是天南海北出差、开会。我们搬入新家，他对装修未置一词，住进来之后马上让秘书代为聘请了钟点工，包揽一切家务，我试着想亲手为他做一顿晚餐，他吃了，淡淡地说：“把你的时间用在更有效率的地方。”

这不能算一句批评，可是对我来讲，简直如同当头一棒。

我太想做一个完美的妻子，把生活经营得没有一丝缺陷，我的所有努力在他看来，已经是用力过猛了。

他爱我吗？他为什么会娶我？

这个问题开始盘桓于我心头。他不想要孩子，我营造的家对他来说并不具吸引力，唯一的特别之处大概是我在他困窘时坚持要嫁给他。

这个疑窦再也无法挥去。

只是对三十岁出头的女人来讲，根本没有底气像任性少女般计较：你到底爱不爱我？爱我什么？可否爱我更多一些？

迷惘之中，我们去新西兰度假旅行，顺道探访了我的闺密夏芸。

夏芸与先生定居于新西兰奥克兰。那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节奏舒缓，空气清新，她与先生已经有一个可爱的十四个月大的女儿，正在蹒跚学步，她先生搓手说：“我想要两儿两女，可惜她竖起眉毛说生两个就已经是她的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