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比我儿子大一岁，可可，我也是一个母亲，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很矛盾，有些往事，无论对于逝者还是生者，都太沉重，重提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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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高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从前我只从和小姨的闲聊里约略知道外公外婆在那段岁月曾被隔离审查，吃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苦头，而妈妈高中没有读完，就作为知青下乡，一去五年。小姨因为年纪尚小，被一位远房亲戚收留，侥幸留在了城里。外公外婆不像寻常老人那样喜欢忆旧，每每听到小姨对我讲过去的事都会皱眉，而妈妈更是绝口不提她的那段经历。我和弟弟一样，对于过去的兴趣十分有限，现在看来，小姨天性中的乐观跟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们正是不堪回忆重负的那一类人。

“当年我们知青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清岗，你母亲只比我和原平大一岁，但已经先来这里待了两年多时间，她人很好，对我们指点照顾很多。她来自北京，看过很多书，还曾随父母调动工作，去过不少地方，而我们从出生到下乡之前，都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城市。白天我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我们会聚在一起，听她讲她读过的那些小说，我们会听到入迷。那时我们最喜欢听她讲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拗口的人名：葛利高里、阿克西妮娅、娜塔妮亚……”

我记忆中的妈妈好像只阅读专业书籍，甚至没像别的母亲那样在小时候给我们读童话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热爱小说的少女时代。

“原平十分多才多艺，会很多乐器，二胡拉得尤其好，他拉各种曲子给我们听，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后来我被抽到公社里当赤脚医生的助手，都没能听完你妈妈讲的《静静的顿河》。农村交通不便，知青生活十分艰苦乏味，我们聚会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冬天农闲，我们都去修水利设施，才碰到一起，我看得出来，你母亲跟原平……很谈得来，相互关心彼此。”

他们曾是一对恋人？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却又有些情怯。

梅姨似乎看出我的心思：“那几年知青开始慢慢有了返城的机会，招工、推荐上大学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来自不同地方，意味着将来会各奔前程，很难有真正在一起的机会。而且当时风气保守克制，农村尤其怕人议论，我猜他们同样会考虑到种种问题，所以不大可能像现在年轻人那样，有了感觉便走到一起。”

我凝神听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1976年底，我记得应该是快到元旦了，原平被抓起来的消息传来了，他的罪名，”梅姨有些艰难地说，“据说是公社书记下到村子里，当场抓获他强暴女知青，而那个女知青是你母亲。”

我呆住，我来探寻自己的身世，并不想听到自己竟然是一起犯罪事件的结果。

“我连忙赶去打听，听说你母亲先是否认这件事，可是审查之后，她突然沉默了。我完全不相信原平会干出这种事，于是专门去找她，想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肯说，把我拒之门外。”

我定一定神：“听起来我妈妈并没有指证发生了强暴啊。”

梅姨涩然摇头：“对，她没有直接指证原平，可是也没有为他做开脱。原平被关在公社一间废弃房子里，我在深夜找过去，隔着窗子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可他反过来问我：燕子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都叫你妈妈燕子。我只能实话实说：她什么也不说。没想到原平听到之后，沉默了许久，说：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目瞪口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困惑。大概一个月之后，你母亲的父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他们身体有问题，打报告将女儿接回城里，于是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唯一的证词。那个年代，法制并不健全，原平每天都必须接受批斗。后来我听别的知青私下议论，原平曾经因为就招工指标的分配提意见得罪过书记，书记很可能是在借故报复他，但是他们都一心盼着回城，没人肯公开质疑书记，为原平鸣不平；而村民们对于涉及男女关系的这类事，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批斗会当成一种消闲娱乐，根本不关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我妈妈再没过问这件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后来原平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去外地一个劳改农场，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直到十八年前，我回娘家探亲，才偶然碰到他，那天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附近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