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你了。”阿勇端起手边的茶壶，慢慢地斟满我面前的茶杯，却没有接我的话茬儿，头也不抬就把脚边的球原封不动地踢回给我。

既然无处可逃，只好先仔细想想，“到三十岁怎么都该嫁人了吧，我长得又不丑。”我停了停，咬紧下唇继续想，“终极理想是不要出来工作，朝九晚五的生活实在烦透了。找个敢娶我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阿勇忍不住轻笑了起来，这回轮到我满不在乎地补充道，“理想的生活不必再担负生存的压力，为了兴趣活着。写写字，做做饭，喝喝茶，看看书；家务事别太多，最好有人帮忙做，我只管挥动一下饭铲，调色，调味，做做创造性的工作；一部相机，一个手提电脑，尝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写遍天下好文章？可惜是不可能的。”

阿勇皱了皱眉，看看我，“不写诗吗？”

我大笑，若诗虽然是我的名字，但做诗是诗人的事，又哪里是我这三脚猫的爱诗人可以造次的？“诗我还真写过，还是抽象派的新诗呢。” 脑子里仿佛有一盏灯，忽闪了一下，顺口给阿勇念起了十年前的“大”作，“我站在高高的山上”写实，“洗衣机轰隆隆地响”纪实，“心自由地想要飞”抒情，“跌下来，被蚊帐铸成的墙”抽象。

阿勇迅速地把脸转向玻璃窗，“扑哧”，口中的咖啡喷到玻璃上，飞快地弹回来，溅了他自己一脸一身，有几滴还不识相地反弹到我头发上，我赶紧拿起纸巾轻轻地擦拭着，愤愤地瞪大眼睛看着他，“都跟你说了诗不是谁都能写的了！还没给你听那首《苹果里有根葱》呢。”

阿勇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赶紧冲我摆摆手，估计还有些不识相的咖啡钻进他的气管里捣乱，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一时间围坐在周围几张桌子的人都纷纷侧目。见他艰难地弓着腰在那里咳着，我有点于心不忍，忙站起来探过身子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些了吗？”

阿勇清了清嗓子，点点头坐起来，脸上还挂着刚才笑出来的泪水，眼镜片也花了。见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阿勇竭力地忍住笑，“什么？”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挺年轻也挺……” 平日的伶牙俐齿一时间词穷，我只努力地搜索着合适的词汇，“挺阳光的，跟平日里的稳重不大一样，看来是得在音乐学院给你找个长发的美女做伴了，不然的话浪费青春，浪费资源。”

阿勇装作没有听见，将脸转向一边赶过来打扫玻璃窗上的咖啡渍的侍者。

我不是阿勇的红颜，阿勇像许多认识我后就将美女改了口称兄道弟的男人一样，是我的一个兄弟。两个同时漂泊在上海的年轻人，有空的时候在一起吃吃饭，喝喝茶，跟着报纸上剪下来的风情美食，开着车逛逛这异乡的都市，友情难能可贵。阿勇说我的生活看似简单，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什么不和同事恋爱，和单身男子出去一定是灯光灿烂的公共场合，九点半必须回家，不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就会长皱纹……看似随和的个性，却执迷在满腹书香的世界里。我这般精明的女孩子，不是一般人泡得到的，好在只做了兄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拿兄弟的眼光看阿勇，才能受得了他的寡言和沉闷。我是个多话的人，多个擅长聆听的兄弟，自然是好事一桩，要是两个话篓子凑在一起，岂不是热闹得让人心烦？

那是前一年的冬天，我刚刚搬到徐家汇，离衡山路的寒舍红茶坊也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脚力。我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和福气，每个周末的早晨总是早早地起身，收拾妥当，揣上本书，几张白纸和笔，早早地溜达到寒舍去占个靠窗的角落，尽情地享受上海冬日懒懒的阳光，伴着我的书香和茶香。和成都终日阴沉沉的冬天不一样，上海的冬日，总有机会沐浴着暖暖的阳光，虽不如北方的艳阳高照，却是那么温和，惬意，悠闲。一过中午，寒舍就开始热闹起来，打牌的，下棋的，周围的年轻人喜欢在这轻松的红茶坊里会友，虽然看似扰乱了我的清静，但那时的我，早已经钻到书里去了，丝毫不介意周围沸腾的友情。可能是因为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侍者们大都认识了我。除了送上我点的清茶一壶和偶尔续满的茶水，没有人再走过来搭讪，我也乐得自在。

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我刚刚从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徐志摩诗集》，都是十多年前上初中时同窗借给我看过的版本，欢天喜地的感觉有如老友重逢，自然周末带到寒舍去，伴着阳光和茶香细细品味。大约是中午时分，侍者有些犹豫地走过来，轻轻地问能不能和别人拼桌？我这才抬起头，发现寒舍里早已是座无虚席，而我面前的这一方小桌子上除了玻璃的茶壶和杯子外，全被纸笔和书占据，能够挪出来让给别人的空间，怕也只能放得下一杯咖啡了。侍者说没关系，那先生已经等了二十多分钟了，就是没有人肯分把椅子和放杯咖啡的空间给他，侍者见我常来，估计不是什么难缠的人。我倒也不计较，只希望坐下来的人不要打搅我的清静。侍者连声说不会的，闪过身子让我看站在那边的一个年轻的男人。是个干净整齐的香港人，中等的身材，鼻梁上斯文地架着眼镜，见我歪过头去看他，腼腆而友好地笑笑。我冲侍者点点头，他走了过来。坐下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不会打搅你的，只是等人，一会儿就走。”我笑笑，将目光埋回到徐志摩的诗里，偶尔信笔地在纸上写几个字，丝毫没考虑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