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之后，洗了两遍冷水澡，时不时还会不由自主的想张波为啥生气，但始终想不透。我会嘲笑自己，明知想不透，却依旧要想，心里应该还是担心这股子气对我和张波之间友谊的破坏力，我真的在笑，太可笑了，我是没有自信？还是不相信张波？原来我也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家伙。为此，请允许我再多笑自己一次。

熬到晚上，我躺在一点三米宽的床上，睁着一对大大的熊猫眼，看着有些泛黄的天花板，睡不着。我起床将窗户全打开，坐在窗前的小书桌前，忽然有一阵风吹进来，我才发现月亮依旧挂在天上，还是那么明亮，那么漂亮。我想起张波给我的提议，突然觉得那提议像个天才，比好多人大代表的提议棒多了。我只需要把李玛和夏浏的事记叙下来，再稍微做下技术加工，发表到杂志上肯定没问题，我很有信心。

我在脑海里虚构着后山的情景，将整件事像放电影一样缓慢推进，同时靠着笔和纸这两样工具，点点滴滴的记录下来。三个多小时之后，载有大约五千多字的十一页稿纸散乱躺在书桌上。我擦了把汗，有种瘫痪般的疲累，虽然一步都没挪动过，但比体育课上跑操累多了。我终于明白为啥许多才子都是瘦猴子，肉都长脑袋里了，是让自个的脑袋给累廋的，不然就是所谓的下流才子，跑得太少，操得太多。

我收拾好稿纸，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除了处理语句上的毛病，我把内容也做了些许改装。说实话，我的作文从来没及格过，只有那次的抄袭例外。我记得那次写的作文名叫《种麻雀》，除了这个跟打麻将的意境差不多的狗屁名字，内容全照搬的《少年文艺》上的一篇文章，听说文章的作者和我年龄一样大，所以我毫不留情的抄了，抄的真他妈彻底，一个标点都没变。说来喜剧，我的《种麻雀》成了麻雀变凤凰，居然在语文老师的慧眼里荣升范例作文，高高贴在黑板报的正上方，像是悬在城门上的死尸，全班同学一起瞻仰。

可能就为那事，为了被逼无奈挂到脸上的面子，我认真研究了好一阵子写作技巧，比如什么过度、伏笔、呼应之类的老招，还有故事情节的矛盾，我不喜欢茅盾，但我的确很中意矛盾。充满矛盾才叫人生。我对矛盾的理解也简单，所谓矛盾，就像正与邪，好与坏，用容易让人愤慨的该死的冲突激起读者的情绪，哪怕扭曲事实，弄一大堆假的玩意进去，只要写得跟真的似的就成，反正没有打假部门管这事。我估摸着达到吹牛最高境界的大多都是作家，比篾匠还会编。

我编得不是太离谱，不过就是李玛让力哥强奸了，力哥为赎罪让车撞死了，阿贯懦弱得像条丧家狗，曾经钻过力哥的裤裆。也许我很过分，但和喜欢少女肉体的某某大师一样，一切都只是为艺术。我最后给它起名叫《那一夜》——不用怀疑，我有借歌炒作的嫌疑，不炒熟不了。

深更半夜，我依旧难眠，兴冲冲跑去找张波，打算让他给点评点评《那一夜》谁知那一夜他不在家。第二天再去找他，他又死活不与我相见，我第一次在张波家把闭门羹吃了顿饱。我猜大概因为天气太热，他的火气一时半会儿消不下来。

我回到八中，感到好多事都变了。自从聚会那天之后，夏浏搬出了小屋子，听说他住到了学校附近一朋友家里，不再跟我们来往，再没听到过他那些画蛇不添足的话。吕军变得更冷，不说不笑不打屁，还爱上装知识分子，空闲时老拿着让人眼花的书看，好几本都是郭敬明的书，我就不明白了，他堂堂一个时常动手不动口的爷们，居然喜欢看阴性的书，传出去能笑掉狮子的门牙。变化较小的是阿贯，他除了很少再出鬼点子，追吴丽丽更卖力之外，一切依旧。

冲着阿贯那跟常人不一样的脑袋，我毫不犹豫的决定让他看看《那一夜》，我从没决定得这般义无反顾过。阿贯倒是不谦虚，把《那一夜》从头点评到尾，外行听着定会觉得他说的头头是道，再给他戴顶高帽子，保管他活像个大教授。我也不沮丧，凡遇上说不好的人，只需反咬他不识货就行了。阿贯见我态度坚决，屡教不改，誓死捍卫《那一夜》的豪情，他一反常态要帮我把《那一夜》投到杂志去。我一口答应，省得花钱买邮票跟信封，况且阿贯说了，不管杂志采不采用，我的稿费由他照付。

稿件寄出之后，剩下只有等待，似有期又似无期的漫长等待。幸好，进八中这两年，啥都没学好，就学会了等待，等待下课，等待吃饭，等待睡觉，等待星期五，等待寒暑假，等待早日毕业，走进人生光明而莫明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