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笑，告诉她：“那是必须的，要火车皮能吃，我都给你带一个。”

我俩又磨叽了一会儿，我才挥手跟她告别，临行，米英问了我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你跟常征，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开玩笑的说：“你这个问题，实在没营养，兄弟我不屑于回答。”

送走米英第二天，我去厦门，本来说好舅舅送我去机场，可是因为临时有事儿，就让我自己去广场路坐大巴。我背着一大包舅舅舅妈给准备的鼎城特产还有一大包作业自己坐出租车去广场路，然后搭机场大巴到鼎城机场，路上收到温琅的短信，问我几点的飞机，他们球队凯旋回鼎城，可能会赶上送我一程。

我没给温琅回信息，怕他太赶，也怕球队其他同学又拿我们开玩笑，我其实不愿意让别人以为我跟温琅很亲近。

在厦门过春节一点儿都没意思，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太冷，可以不用整天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在外面逛，过节那几天，爸妈都加班，我自己留在家上网看新闻，好多版面铺天盖地都是领导人慰问的消息，什么给人民带去了油米面，什么给送去了春联等等，用政治老师的话说，这显示了我们党，我们政府对人名群众的关心和爱护。其实，反过来想想，这也并非什么好事，人民群众要等着领导慰问才能过好节，可见，普遍生活质量都不咋地。当然，我的反动言论不能跟我爸妈说，因为过节期间，他俩都去忙着慰问基层群众了。

我平时在学校很少用QQ，但放假前给常征留了QQ号，也不知道他加没加我，于是就鬼使神差的上线看了看。

果然有验证消息，消息栏里写了常征的名字，两个字，我看了许久，又想起放假前他跟我说的那句“又有大半个月见不到了”觉得很是挠心。

我通过了常征的申请，他的头像开始在我的好友栏里闪烁，他居然也在线。

常征在QQ里跟我说：“鼎城过了年三十儿就开始阴天，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下雪。”

我回复他：“鼎城的确很久没下雪了。”

常征的头像好半天没动，可能我的回复让他觉得敷衍，我检讨自己真不会聊天，当然，两个聊天气的人，话题也不会多到哪儿去。

后来，我心里挣扎要不要再跟常征说点儿别的，发了个笑脸过去，见他还是没啥动静，就偃旗息鼓了。

第二天，做完了一套理综模拟题，我又上QQ看了看，常征的小企鹅闪了一下，跳出给我的留言，三个字，“很想念。”似乎有点儿煽情，我心虚的琢磨了一阵，又觉得自己想多了，或者我给米英留言，给温琅留言，也会写：“很想念”之类的。

果真，人一旦有了妄念，就会执拗于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想到常征，又想到康静云，我默默的压下自己心中那些雀跃欢腾，告诫自己，难得他们青梅竹马又各自心仪。

那年寒假，我在厦门认识了一个会说英语的法国留学生，他说他是学计算机软件的，正给一个科技公司做兼职，但我觉得不太像，外国人到中国学计算机的实在是少见。他正好租了我们旁边的房子，每天在楼下的公共活动区打篮球，他的篮球拍在我脑门上，用生硬的中文跟我道歉，我就用蹩脚的英语回他没关系，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后来，遇见的次数多了，他提议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语，每天两个小时，算是互利双赢。

我把无限美好的寒假生活完全投入了枯燥乏味且前景黯淡的英语学习上了，不知道对高考会不会有帮助，但通过频繁的练习口语，我做英语听力模拟题的时候倒是顺手多了。

寒假温琅给我打了三次电话，每次都聊鼎城的春节过得多无聊，他问：“梁云舒，你几时回来？”我告诉他开学前一天，他就特别失望的说：“想找几个人打拖拉机都找不齐了。”

常征也给我打过电话，那天我正在楼下的花园里跟我的语言拍档探讨英语跟中文的相通之处，聊到兴头上，差那么一点点就要醍醐灌顶了，就像武侠小说里描述的，盖世武功就差最后一哆嗦就大功告成，然后，手机里就传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动静。

拍档听着我的手机铃声不禁捧腹而笑，我见是常征的号码，犹豫了一阵才接起。我“喂”了半天，才听见他说：“梁云舒，是我。”这不废话吗，一见那组整齐的号码，也早知道是他了。我从花园的凉亭处走远了些，才问他：“有什么事儿？”常征半天没说话，我还怀疑手机信号不好呢，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屏住呼吸，又问了一遍，“找我有什么事儿？”隔着手机，我确信听到是常征的呼吸声和浅浅叹息，我纳闷他打电话来就是为了不跟我说话？他不出声，我也懒得说话了，两个人就各自对着手机沉默。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问他：“是不是班里有什么事儿需要通知我？”常征闷闷的应答：“没有。你几号回来？”